焚香听梵音试杀

雷动

1、《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学泰，《潜规则》吴思，《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
关于这三本曾经有一个颇为炫目的合称，曰“新世纪中国历史人文三大发现”。然而，冲这个名头读完之后，最强烈的感受却是，三者的水准，或者说作为历史研究专著的水准并不一致。
总的来说，王先生的立论，观点以及表述方式，近文艺而远历史；吴先生的，总让我有看长篇报告文学之感；而余先生的，才最符合我理想中历史性论著。
据我估计，这跟三者从学和职业的背景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三人中，余英时师从钱穆，以治学而论，颇得乃师之严谨认真和历史眼光，加上后来就学教授于哈佛等欧美学校，因此相对而言，视野也是最开阔些。再加上其本人一向对于所谓“知识阶层”的立身之道和命运特别关心，所以对于所要论著的目标，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兼贵族阶层——“士”而言，向来研究颇力。在这些基础上，整个论著从早古的士之道统与政统起，历述两汉儒生，魏晋名族及至宋明士大夫之不同，引证中西，出入经史，从各个方面对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做了考证，用语严谨而慎重，引论庞博而不芜，属于让人读完之后即便不完全赞同其观点，也要颔首默赞一声“有道理”的那类。
闲扯一个，余英时是典型拥有意识形态的学者，看他本人对于苏俄和中共的几乎不加掩饰的厌恶和批判就可以知道，以至于甚至课堂上有类似：“马克思本想宣扬纳粹式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只因马克思是犹太人，不为德国人所接受，所以他在著书立说时才不得不把德国的“民族”改成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之类”的妙论。与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谨慎形成鲜明反比。细究起来，这实在是相当的有趣又相当的无趣。
至于吴思，其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记者的经历，关于这点，他本人也颇为自豪，并且有类似“记者因为善于理思路抓重点，所以学什么都能很快得其精髓，读史依然”的观点。
应该来说，这个观点，并不完全为错，最少他的《潜规则》中，无论材料的剪辑侧重还是论点的层层迭起最终指向结论，都是记者擅用手段，而他运用的也相当巧妙，兼且抄中国官场传统底的行为非常类似记者的揭弊行动，所以通篇读下来感染作用相当强烈，让人看完之后会有“我靠，原来是这么回事”的感觉，我说感觉像报告文学的原因，这是其一。
遗憾的是，让吴先生深为自豪的记者传统从另外一方面也深深限制了他。一般来说，作为记者，只要掌握与事件相关的材料，并且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就算完成任务，不会有哪个记者在报道完当地贪官污吏之后还会再论述一下当地其他的正直官员，同时也不会还要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角度上再来详尽析一下为嘛会出现这个贪官。
是的，《潜规则》里面就有类似的情况，一是仅针对官场的潜规则做了简单的揭弊分析，而并没有从更高层面的政治经济历史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对其成因和现状做详尽联系；二是史料以明清为主而侧重于清，两汉与唐宋时期相对较少，即便提到也不外是王朝末期诸如“党锢之乱”“黄巢之变”和“靖康之耻”等等，鲜有对两汉和唐宋王朝初建与全盛时期的事例分析，更遑论南北朝与五代十国期间的史料例举了。这样过于偏重一方面的史料引证作为断代史或者专门史的学术分析确实足矣，但对于题目涵括整个中国历史官场的《潜规则》而言，则未免偏颇。我说像报告文学的原因，这是其二。
这两点，吴思自己其实也意识到了，所以有一段访谈中就提及跟传统学院派比较所谓的两大优势：一是说自己能抓住市场需求，二是说自己写的好看不晦涩，甚至认为这种写法终将成为主流……但是他老人家忘记了一点，那就是抓市场也罢好看也罢，跟有没有学术价值完全没有关系。而写的全面谨慎，价值丰富的，也并不代表完全不好看，比如我下面将会提及的黄仁宇，人家老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完全具有小说的审美情趣，同时其学术价值和研究手段恐怕也要在《潜规则》之上。
不过，虽然吴思没有明言，我总觉得《潜规则》更多的，是一个借古讽今的作品，本身目的并不完全着眼于历史研究，所以，虽然有诸多问题，依然是部很有趣的东西。至于有益与否，那就端看个人价值观选择了。
PS:代后记的《农民与帝国》几章要好的多，没有那么好看没有那么市场，但却正儿八经的是那么回事。
闲扯之二，吴思有一段言论，我非常同意，节录如下，与诸君共赏：“这种格局本身便足以证明，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正处于战国时代。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早就崩溃了，不过上上下下仍有一些信奉者；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正在大力宣扬和努力高举之中，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西方的民主人权理论有许多信奉者，却又不断受到官方的批判，缺乏合法生存的条件；各种气功理论在民间广招信徒，但是百年来其儒释道的根基饱经政治摧残和自然科学的蚕食，败军之将要收复山河谈何容易。总之，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新的统一尚未完成，什么都有人信，但什么都缺乏真正的权威和普遍的说服力。………………目前的意识形态舞台上，回荡着高昂的陈词滥调，演出着战国争雄的故事。而最终决定胜负的，大概是台下和台后的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
最后是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毋庸讳言，三人之中，写的最好看的，就是这本。但是与此同时，最不严谨的，也就是这本。王先生是治文学出身的，所以行文好用渲染的词语，有时未免显得情绪化就严重，断言多而论证少，史料引证不足，倒是喜欢用戏曲小说来做推测。
自然，作者也有明言，即游民本是出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自然不可能体现在主流价值满溢的经史子集中。但毕竟游民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社会，何况，作者将水浒黄巢等起义农民也推断为游民，而关于这些，史料可是有铮铮记载的，无论是信与不信，不予引用总是不大对路。通观全文，除了事涉朱元璋的时候，不得已大篇幅引用了诸如《国史旧闻》，《全明文》，《明实录》等部分史料外，其他章节大率是引用《三国志演艺》，《水浒传评话》，元杂剧，诗词歌赋等等等等。这种论证方式和论据采纳，说实话，更像是文学研究多过史学研究。而且，论述过程更多的着眼于泛泛的社会性格，鲜少有政治地理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的旁证，未免显得说服力不足。
具体到行文中，就经常有诸如“中国两千年极端专制社会压迫”这种用语，在我看来，任何一种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简单化，概括化的结论，都可以视作是对历史不尊重。事实上，关于这点，钱穆先生《历代政治之得失》说的很清楚了，几大帝国，除了清袭明制再加上点部族专制外，其余各朝都自有其特色，有些地方甚至完全不同。与之相适应的，很多表面上一样的政治理念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动辄“两千年皇权专制社会”“黑暗王国”等等等等，是肤浅而又简单的判断，而在这个基础上得出对所谓“游侠儿”的褒扬，就值得非常怀疑了。
举个例子，王先生有一段感慨是这样的：“因此，班固感慨地说：“于是背公私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这里所谓“公”就是君主的“私”；那么“私党”也就是君主之下各自为政的“侠”了。这些“私党”纷纷“背公”，搞自己的一套，带坏了社会风气，谁也不肯“守职奉上”，老老实实听统治者的话了。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天下无道”呢？我想在重视个人存在价值的21世纪，就不用多说了吧。?”
这种论述，不但犯了历史研究最忌讳的“以今人之情势套古人之言行”的弊病，同时还是对个人价值的歪曲。事实上，即便在２１世纪，个人价值的实现也是以不损害社会公益，他人利益，法律权威的基础上而言的。将郭家朱解等辈动辄以私刑代替公法，以私义代替公义，主张血亲复仇种种即便在现代都称不上正义的行为，褒扬为实现“个人价值”是很荒谬的以今解古，而且是歪解。
再比如，王先生对于中国游民存在轻视女子，乃至以女子为妨害丈夫气概的祸源，必欲杀之而后快这点为中国游民社会特有，就是一种论述的不严谨。事实上，考世界各国，很多在中古时代之前都有或多或少的妇女歧视，譬如基督教直接以夏娃为受诱惑的原罪，使徒保罗就认为妇女不能在会堂上说话。而佛教更甚，《玉耶经》直接就说女人身中有十恶事，会妨害修行。比较起来，原始中国对于妇女的地位认定其实并不低，儒家就有“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夫扶，妻齐”等等概念。因此，较真起来，游民对妇女的轻视惧怕，恐怕受佛教传入的影响更大，当然，我这个也是推测，无事实根据，所以不能断言。不过反过来，我对于王先生动辄断言，同样也不以为然的很。
总体来说，比较起来，《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偏向于文艺考证，情绪化写作严重，不够严肃谨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依然值得一看，因为有许多平常不了解不关注的东西，而且很多结论也颇有趣。
闲谈之三，我最喜欢的这本书的章节是关于天地会和后来洪门的一些仪式考证研究，诸如拜木杨城，唱念做打的入会仪式等等等等，着实有趣的紧，就为这个，这本书也值得一翻。